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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国利率大幅上升，2014年、2015年信贷调整，根据中国和美国的房地产价格、信用量来看，中国美国的线都非常平稳。

这次去产能是以将5大经济强国（英、美、德、日、法）中的4个夷为平地为代价完成的。自2008年发生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仍然面临严重、持续的低增长和低通胀。

新的锚以美元为主，而日元、马克等货币（尤其是G5集团国家的货币）也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二战将近结束时，美国替代英国成为了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的领导者这是大萧条后第二次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大调整。为了向全球提供美元储备，美国必须长期保持贸易逆差。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向美国出口商品，而随后将资金再回流到美国国债等金融资产，被称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

4月28日在《国际经济评论》主持的专题讨论会发言之后，我吸纳了邵滨洪女士的建议——明确为全球货币第三次寻锚。考虑到经济体量、以及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重要性，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中美两国（G2）、以及其他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如印度、巴西、墨西哥等。而大多数民众，更是相信货币总是政府机构和央行铸造出来和发出来的。

其次，他们引入新形式的信用货币，供自己使用，与此同时逐渐地摧毁了地方的信用体系。要是没有中国的白银需求，美洲的矿业此时无疑会停止运作，整个美洲殖民计划也会功亏一篑。不理解现代货币的记账货币的本质，也就无法弄清这样一个现实中的悖论：为什么经过美联储三轮量化宽松而向市场投入了大量美元基础货币，但到目前为止，为什么美国的M2与GDP的比重只到现在大约只有0.69，而虽然从2007年中国央行虽然屡屡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到从2007年初的9%、提高到2009年的15.5%乃至2012年的21.5%历史高位，即使经过2014年、2015年的数次降准，到现在，大型中国商业银行的法准金仍高达17.5%），但中国经济体中的广义货币M2已经快速成长到了近149.1万亿元了，M2与GDP的比重已经高达近2.2。按照这一流行的商品货币理论还认为，货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只是一种一般等价物，是市场交易的媒介。

……到了16世纪，中国每年几乎要进口50吨的白银，相当于从美洲运抵的白银的90%。按照人类学家格雷伯的研究，商品货币，如金银、金银铸币等等，作为货币的一种存在形式，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极少在买卖东西时使用（Graeber，2011，p.60）。

首先，他们规定金银是货币。它们与人类文明本身一样古老。到了17世纪初，这个数字达到116吨，或占97%。这样一来，如何管理货币以及货币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就成了现代经济运行管理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了。

铜钱保持着作为基准货币的主导地位，但作为记账货币用于计量商品价值的铜钱，逐步与铜钱的实体分离。在宋代的租赁契约中，也留下了类似的多种短陌标准。（Keynes，1930，p.3） 在做了上述简短的定义之后，凯恩斯在《货币论》上卷数章中分析了当时他观察到的许多货币的存在形式，包括记账货币、商品货币、正式货币、国家货币、银行货币、管理货币、流通货币、收入货币、营业货币、储蓄货币、不兑换纸币、正式货币、表征货币，等等。另外，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有限发展和长程贸易的出现，在中国开始出现了各种账局、钱庄、票号、典当铺、信局等等信用机构，尤其是历史上延续数百年的山西票号。

格雷伯的研究还发现，在这一时期的近东的伊斯兰世界，也出现了承付票据sakk和ruqa，这些支票可以汇钱和转让信用证可以穿越印度洋和撒哈拉沙漠。（同上，第59页）由此我们今天也可以认为，荷马时期的古希腊，与其认为牛是一种商品货币，毋宁认为古希腊人用牛作为一种计量单位，一种money of account。

（参Muldrew，1998，The Economy of Obligation: The Culture of Credit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New York: Palgrave）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在15到18世纪，记账货币也在欧洲各国大量存在。在中国古典文献中也有周武王发鹿台之钱说，中国史学大家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1页）先生则认为那也是不可信的。

这一点对理解到底什么是货币，以及货币是如何产生的，货币在市场中的作用是什么，以及当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均有着切实的意义。尽管如此，但是，凯恩斯在《货币论》的前几章中的，确实说出了一个至今许多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乃至货币史家都没有弄清楚的一个重要事实，货币的存在形式之一是记账货币。只是在大额市场贸易和最后清偿债务的必要时，才会用到。再接着，虚拟信用货币在公元600年到1450年回归了。从明代明太祖时期到明代中期，中国也实行过一段时间的纸币制度，即大明宝钞制度，但由于明初和中期之间数百年的通货膨胀，大明宝钞钞值惨跌，到明英宗时期（公元1444年之后），大明宝钞终成废纸。在这里，货币同样明显地是会计手段。

1995年，中国的广义货币M2只有6.1万亿元不到，到2007年就增长为40.3万亿元，而到2016年6月末已经高达149.1万亿。由于记账货币完全是一种信用货币，在当代的货币制度中，这种记账货币既不需要贵重的金银实物（尽管在历史上要以金银或商品实物来支持），也不需要金属铸币（金、银、铜、铁、铝、镍、镁、锌等）的生产及其铸造成本，甚至到了不需要为制造精美的造币纸的印制成本，货币完全可以从央行和商业银行的电脑软件中无中生有和任意创造了。

(同上，第267页)加沙里对货币的本质的这些认识，现在看来甚至超过许多世纪后一些大经济学家对货币本质的认识。但是，由于数百年来经济学的传统教说与理论承传，许多人实际上还是在信奉着商品货币观，结果仍然不清楚货币的本质是什么，甚至连货币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很多经济学家实际上并不是很清楚。

在元朝，中国曾广泛实行纸币制度（辅有铸币），但结果也是通货膨胀和王朝覆灭的例子。至少在一些时候或地方，这些封存的文件发挥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可转让票据（negotiable instruments）的作用。

信贷系统、账款，甚至花费账目，要比现金（case）出现远远早得多。不理解记账货币及其产生机制，就难能理解货币的本质，也就会对货币及其政府的货币政策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会产生一些错误的认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尽管在中国远古历史上债出现很早，但我们还无法确定是否中国在远古时期就有记账货币。到了15世纪后，随着欧洲人发现了美洲金银矿，大量金银流入欧洲，欧洲各国也随之实行了数百年的金银货币时期，且这一金（银）本位制一直延续到1971年尼克松政府使美元与黄金脱钩，人类社会随之进入了无锚的信用货币时代，尤其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各国大都进入了无锚的电子数字记账货币时代。

基本单位是德本（deben），或者说是‘度量，最初指的是谷物的度量，然后延伸到铜或银。按照彭信威的研究，中国的货币，不但产生得早，而且独立发展成为一种货币文化，中国货币的发展，脉络很清楚。

市场日益开始受到教会的控制（同上，第269页）。……记账货币是和债务以及价目单一起诞生的，债务是延期支付的契约，价目单则是购销时约定的货价。

至少从按照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千家驹和郭彦岗（《中国货币演变史》）和叶世昌先生（《中国货币理论史》和《中国金融史》）的研究中，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本《债:第一个5000年》中，格雷伯还注意到了11—13世纪的两位波斯的两位智者加沙里（Ghazali，1058—1111）和图西（Tusi，1201—1274）关于货币的本质的论述，并认为他们对货币和语言的论述可能曾经影响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关于劳动分工和语言的论述。

市场贸易的支付和债务清偿也越来越通过银行间的转账支付来完成，记账货币则越来越成为货币的主要存在形式，乃至到目前为止，各国的货币均已主要为记账货币所构成了。乃至到今天，像美国、英国等这些现代国家，记账货币已经占货币存在形式的90%以上。在这一时期，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交易完全不需要使用现金，使用的是赊账、辅币、分类账或以货贷款交易。这些当铺、票号、账局和钱庄，实际上在实行一种银本位和金属铸币下的记账货币制度。

(同上，第2—3页)根据国内国外中国货币制度史的研究，中国古代的债也先于金属铸币，这是没问题的。理解货币以及货币在经济增长和商业周期中的作用，也当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

这个系统通行欧洲，用于记账，直到17世纪（同上，第269页）。（2）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市场交易多是人们面对面的交易，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的说法，中国古代的市场交易多是personal exchange，加上中国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和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导致中国古代的货币主要是官铸的金属铸币、实物金银和实物货币，以及元代到明代中期和清朝的纸币。

而另一方面的事实是，自2007年以来，央行就一直不断地提高法定准备金。相反，人们的日常活动仍在继续使用各种形式的虚拟信用货币，这与中世纪的情形相比没有多大变化。